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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贪官，但清官比贪官还坏 雪珥：说到李鸿章个人的品德，他肯定是个贪官，这是我个人在看完史料后的一个个人感受。英国有家福公司，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产业，焦作煤矿就是福公司最早在中国开发的。我从罗斯查尔德家族的档案馆里找到一封李鸿章在1899年左右写给他们掌门人的信，是英文件，底下有他签名，但没有中文件。所有的关于李鸿章的现代出版的资料都没有这个文件，这种信写完就就被烧掉了。其中有两点信息，一是他干预了福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代表的人选。他说罗莎利先生——一个意大利人——是不错的，希望他能继续留任。第二个，他说请帮我再买四千英镑的股份。 第一，你一个中国的总理级的人物，为什么直接给老外的大老板写信干预一个总经理的人选？你是什么身份？ 第二个，他再买四千英镑的股份，他之前买了多少？四千英镑给谁买的，这些当然找不到证据了。但是确实有这封信，这封信是板上钉钉的史料。这个事加上很多边缘的英文史料，都证明了李鸿章在他们福公司有贪腐。在中国政府禁止外资参与能源矿山企业禁令之下，李鸿章是帮他们获得了山西和河南面积多达两千平方英里的开矿权。我查了当时的英国报纸，里面有欢呼，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别国在中国所获得的最大的一个煤矿，涵盖了山西和河南两省。他是怎么做的？因为不让外资进入，他们就利用山西和河南两个省的巡抚，这都是他们的关系户。两省巡抚出面成立了内资公司，这个内资公司用权力和关系分别获得了这两个省的开矿权。然后这个内资公司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签订一个借款协议，引进外资，这只是一个外资贷款，不是开矿。然后拿什么抵押呢？就拿这个开矿权做抵押，借款期限五十年。为了保证这笔外资的安全，所以外方要派人进来。两个省都是借款两千万两，那是巨款，实际上只到位过几万两，其实就是一个壳。帮英国人运作的呢，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是福公司的中国首席代表，为什么刘鹗能写出那么好的反腐败的小说，就因为他懂啊。 翁同龢的日记里面有大量的记载，刘鹗那家伙又到北京来了，拿了四万两银票、一批古玩字画来。因为刘鹗也给他送，他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收。但是刘鹗的日记记下了怎么行贿，他说我今天见了军机大臣王文韶，我给他多少英镑的股份，还见了谁，给了多少。我后来帮他统计了一个关系网，几乎把当时中国高层一网打尽，巨额的投资在这个关系网上。这里面涉及很多的利益细节。我们说刘鹗是著名的文学家、社会批判家等等。但是刘鹗的小说里就提到，清官比贪官还坏。为什么这么提？他觉得清官认为自己是清的，所以在投资决策时他可以不惜成本，反正我不往兜里揣，我怎么折腾都是对的。第二个，清官往往会成为酷吏，因为我是清的，所以我可以对这些东西严厉打击，一切从严从重。他的样本就是刚毅。你还原到当时的状态下，看看刘鹗为什么最后遭受那么惨的命运，被流放到新疆去。不是因为他写反腐败小说，触怒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触怒了审查部门，他是因为在建从天津到通州的津通铁路，他一直想参与这条铁路的某种权益。这里得罪了很多人，都是既得利益集团，不同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最终因为袁世凯设了个局，全败了。 道德判断不适用于历史 对于历史问题，如果纯粹用道义去判断，是会走入误区的。而且道德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不要，而是它太有弹性了。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常说，在上帝面前人都有罪，但是这个罪是指的原罪。我们用道德判断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种道德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的获取仅仅是言词上的，是很莫名其妙的。当年李鸿章要去马关签这个条约。中央开会，翁同龢跟他讲，赔款可以，割地不可以。李鸿章说我做不到。因为中央的判断就是，日本人意向很明确，暂时按兵不动，给你几天时间答复，你不答复他可以打下北京城。那清政府就面临非常大的选择，如果不答应日本人，具体说如果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是不会同意的，你又打不了他，他打下北京以后，你签不签都一样。当时是你一迁都，这个政权就灭亡。不迁都呢，又不让人家割地，李鸿章说我做不到，我没这能力，你去做去。我觉得要说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两个抗日分子，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袁世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卖国，他只是签了个条约，换了别人去，你签不签？非常简单，换了你去签不签？不签，怎么打？不打怎么办？很现实，打了以后，北京不守了，跑到西安去，西安再守不了，像抗战一样，跑到重庆去，关键是这个政权没了，因为日本人在东北登陆的时候，英国驻天津总领事给伦敦发电报，说日本人在东北登陆的消息传到了天津。 天津水师学堂的学生们听到这个消息很兴奋，私下里说，我们快解放了。日本人登陆东北的时候，喊出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因为他认为中华的中原大地是沦陷在异族之手，他们的随军布告都是要恢复三代，尧舜禹的时代，要恢复华夏。这个东西咱们怎么判断？你如果纯粹地从道德来说，可能视野会狭窄。你怎么判断这些东西？包括孙中山的第一次广州暴动，就是为了配合日军在山东地区的登陆。日本人给他提供了武器、经费、教官，让他在那边暴动。1900年，八国联军的时候，日本人又在厦门从台湾出兵厦门，占领了厦门，叫厦门事变，为了配合厦门事变，为了配合日军，革命党同盟会搞了惠州暴动，惠州暴动在军事上打得非常好。因为里面有成建制的日本军队。孙中山当时人就在台北。 当时的日本首相是山县有朋，对当时日本政府的做法伊藤博文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伊藤博文认为日本主要的目标是北边的俄罗斯，这个时候要跟中国搞好关系，所以绝对不能在南方惹这个没必要的麻烦。因此，他们发动了倒戈，把山县有朋的内阁推翻了，伊藤博文重新当首相，伊藤博文当了首相后第一道命令是发给台湾总督的，要求台湾总督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要求在中国造反军队里的日本官兵必须退出，要求断绝对造反者的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持，所以惠州起义失败了。这些在海峡两岸的史料里面都有。当然，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不说而已，这些都有事实。我们当然可以说是革命的策略，要借用外来力量。但是当革命者是策略的时候，你怎么判断别的就不是策略呢？同样的乱搞男女关系，在某些伟人手里是伟大的爱情，突破了封建的枷锁。差多少岁，四个老婆、五个老婆，都无所谓，叫突破封建枷锁、勇敢地追求爱情。到了某些人身上就成了与一个或多个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或者私生活特别不检点，腐败堕落等等。拿道德判断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看不透。至少我个人觉得看不透。 没有天使或者魔鬼，利益考量是第一位的 在晚清铁路问题上，我发现那些反对建设铁路的都是那些盲肠部门的人，不是国家所谓经济建设第一线的人，不是国家“体改委”的人。跟你讲怎么投资、怎么获益的，都是跟铁路建设不沾边的一些写文章的人。 1880年代李鸿章说我们要赶紧修通北京到天津的铁路，因为我们要对抗日俄，他甚至提出铁路要赶紧修到关外去。但有人质疑说：这条铁路修通，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这些出租车司机怎么办，生意没有了他们的生计怎么解决？水上的个体户们，他们怎么解决？这两个就业问题要不要要考虑？还有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当时在白河上面有个铁路桥，那座桥原来的限高是很低的。漕粮船装满以后，那个高度过不去！这些李鸿章事先的设计方案里是没考虑的。 其实这些反对意见，从改革本身来讲，都有好处。所以，当时的醇亲王就让他们争论。但他们争论的是不让你做这个事情。醇亲王就有想了一个好办法：原来讨论的范围是中央各部，现在他把这个文件发给各省省长、省委书记们，让他们参与讨论，各省主观反馈上来的东西，就不跟你讨论要不要建了，全跟你讨论建哪一条，为什么建这条。这样讨论的方向转了。最后慈禧太后表了个态：让他在中南海里建一条四公里的铁路。这是李鸿章送给她的，法国人掏的钱。送了六节车厢，一个火车头，慈禧太后铺起来之后，车头没用，他让太监拉着走。咱们是两种判断。一种说法是慈禧太后腐朽。他这么爱享受，在宫里面建条铁路。但你说她坐轿子不是享受吗？干吗坐火车，说她是为了享受铁路，我觉得你这个讲不通的。再一种说法就是说她太愚昧，火车居然不用火车头，用太监拉，但你说她有必要放车头吗？不需要啊，就四公里，用太监拉拉就行了。其实这就是一种特殊的表态！后来再也没有人对要不要建铁路产生意见了。那些人都明白了。一个人在中国这样个体制下，混到一个正部级的干部，甚至总理级的干部，智商没问题，智商可能是超过咱们常人的，情商也没问题，不会比咱们笨。那些顽固派，从来不在关键时候反对，都是在不关键的时候反对。他要展现他的存在。 从我个人来讲，我更在意的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是话语符号体系下的辩论，我觉得没有意思。我更多的是去关注他技术层面上，为什么要变到这个局面。如果是我在李鸿章的位置上，我怎么办？我在翰林院的位置上，我怎么办？如果是你，你怎么做？有一点是肯定的，抱怨绝对不解决任何问题。企业家整天骂政府，能解决问题吗？现在企业家说政府真坏，老卡着我们。政府官员说，企业家真坏，整天要腐蚀我们，要拉我们，还把我们卖了。每个人有他的利益考量，很正常。但是绝对没必要说谁是天使谁是魔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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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5 12: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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