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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流行 （乱评几本讲历史的书 - 1）

这几天正在EPAD上看《明朝那些事儿》，医嘱说绝对不可以熬夜，书在手上就顾不得了，严重地废寝忘食，这书对我就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这书其实已经流行很久了。一年多前，我从图书馆借到了这本书7卷竖排版里的前5卷（后2卷一直没有），看完之后决定一定得买一套支持正版。这书写得很合我的口味，不看正版的纸书，我觉得对不起我自己。从当当上订了书，托国内的亲友或寄或带，别的书都没问题，就这几本书老是过不来，原因很简单，被截留了：一群书非借不能读的家伙，外带有借无还。

实在等不及了，盗版就盗版吧，好在现在的电子书做工很精良，也不算辱没了这书。

这书真是没的说，能让我如此痴迷手不释卷的，除了这书，也就NN年前的金庸了。没错，都是超级畅销书，超级超级地畅销，流行自然有流行的道理，大众口味麼，我一普通人就不矫情了。

相比之下，袁老师的《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就差了点意思，不管是学问、文笔还是见识，都没法比。当然，这有个历史尺度的问题。袁老师讲的是隋唐以后直至清末的历史，全加起来不过薄薄俩本，当年明月只专明史，书的厚度大概是袁老师的5倍。对喜欢看历史书籍的人来说，恰恰是细节更有意思。何况，历史尺度越大，总结和归纳的难度也越大，袁老师能讲成这样也算不错了。据说《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是根据课堂讲义和录像汇编的，口语很多，还夹杂了一些时议，这本书之所以流行，可能就是因为很多人喜欢这些夹带进去的私货和袁老师的口才，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些喧宾夺主的东西往往有个同义词叫“哗众取宠”，袁老师这两本书出得急了点，稍微沉淀一下，应该能更好些。

明月的书其实也很口语化，甚至有种段子一般的语言流畅感，我一边看一边想，这东西几乎不用改就可以当评书用，你看着吧，早晚有人会干这事的。

明月因着这本书除了坐守千万版税还因此成了社科院明史研究的专家，可惜，据说是打算从此封笔了。其实不能说是“可惜”，恰恰相反，应该是“可喜”，不写也罢，这本书的这种写法也就能成就一人一书而已，除非完全改换风格，否则同一风格再写下去，甭管明月还是清风，宋史还是唐史，可能就没法看了。《明朝那些事儿》写到第七卷时已经显现出颓败之势，伴随着大明朝本身的肌无力，作者本身的才思也开始枯竭，笔法句式大量地重复自己，更糟糕的是作者本人开始眼光迷乱，开始质疑前几卷里自己所坚持的历史观点（这个话题以后再详细评说），匆忙之间既不能完全推倒以图浴火重生，又不能另辟蹊径实现自圆其说，所以才会对明末纷繁芜杂的局面惜墨如金，乃至于对南明之事一字不述，以徐霞客之死嘎然终止全文，使得众多读者惊诧莫名，好像一场伟大的焰火表演没有最后的高潮就黯然收场了一般。幸好我是前5卷读完之后等了很久才读的6，7两卷，如果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恐怕对这本书的印象不会象现在这么高。

听说袁老师的下本书是讲世界史的，这倒让我很期待。我们上中学那会学历史是分开学的，先学中国历史，两学期，然后学世界历史，好像也是两学期。不知道是课本还是老师的原因，加上当时我对历史也没兴趣，反正我是学得稀里糊涂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几乎完全割断，中国是中国这一块，外国是外国那一块，直到1840年，这两块才拧到一起。要是问起秦皇汉武，我知道个皮毛，要是问起东西罗马，我大概也知道个皮毛，可要是问秦皇一统时，中亚是什么样，欧洲是什么样？我连皮毛都一无所知。总而言之，中国和世界，完全是隔离的，历史教育本身似乎就在重复历史上国人认识世界的过程。袁老师是历史专业，但不是研究历史的专业，是研究怎样讲授历史的专业，希望他能鼓捣出一本和以前不一样的世界历史讲法来，不过，我估计可能性不大，袁老师要是被抓到牢里关上十年，大概才能有这个格局和干这个事儿的时间。

 

历史标准化 （乱评几本讲历史的书 - 2）

“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
“历史不仅是镜鉴，而且是进入行动之出发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众能接受之历史，等于让亿万人之行动出诸暗中摸索”。

要说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对历史最重视的民族了，24史往那儿一摆，别的民族只有汗颜的份儿。“历史”在文化上的地位也远远不止于对过往事件和人物的纪录和评价，“历史”本身就是“道德”化身，所以才有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有齐太史简，有晋董狐笔，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韧，有“人相食要上书”的恐惧。可偏偏就是同一个民族，也许恰恰是因为对历史太重视了，确切地说，对历史所扮演的道德法官形象太重视了，历朝历代，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从春秋笔法的道德修正开始，对历史真相的大规模掩盖、遗忘和篡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程度之深，涉及之广，常常让我这个业余历史爱好者不仅仅怀疑历史真相究竟有没有被完整无误记录的可能，甚至要怀疑是否存在所谓的“历史真相”。

其实也不奇怪，中国的历史承担了太多道德重负，其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越是显著，造假的重要性也就越显著，越是珍贵的东西，越有造假的价值，存在造假的质疑，就更需要竖立正版的威信，所以直至今日，官方对历史，特别是对待国史，仍旧一副威严面孔，乃至于对历史研究的方法都有钦定和旁左的区别。隋唐以来，民间私自编撰国史是要杀头的，象袁老师那样藏否人物居然还颇有影响的，很可能要株连九族，当年明月要是在乾隆盛世，书都不用看，光那这名字就是屠族的罪。历史标准化就是这么严苛，国家历史只能有一个版本，国家历史也只能有一种讲法。死板面孔的国史之外，除了野史，更多的是传说加演义的乱史，民间流行的历史人物，越是名气大的，脸上的油彩越浓，戏说这东西可不是当代的发明。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除了自身学识的制约，正统国史的枯燥，野史和乱史的不经，都成了认识历史的障碍，没兴趣学，更没兴趣写，直到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物，黄仁宇。

象《明朝那些事儿》这种用流行的现代语言形式讲述历史的书有很多，比如押沙龙写的魏晋，潇水写的青铜时代（路人乙提到的那位），集书出版的日期比《明朝那些事儿》还早。在很多论坛上，都活跃着大量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在辛勤的写作，这些人很少有历史专业的，写的东西五花八门，水平也高低不一，但这些人却几乎有个共识，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把他们带进了历史写作的大门。

黄仁宇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的神马大历史观不是我能评论的东西，《万历十五年》我也未觉其妙不可言，《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和《中国大历史》买来后从来就没读完过，但是，就是这个人让大陆的读者第一次看到了历史书籍的另外一种写法，《万历十五年》里的观点不重要，历史研究方法也不重要，它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它让人耳目一新的笔法，哈，严肃历史居然可以从这个角度，用这个方法描述出来，从此，历史一下子就鲜活起来，当然，要是比起后进的这些网络作品来，《万历十五年》纵然鲜活，也还是罐头食品，但比起以前那些石雕一般的东西，总还可以入口下咽了。

作为正儿八经的历史专业人员，专业书《万历十五年》歪打正着成为畅销书，并带动一个新的历史写作局面，这大概是黄仁宇始料不及的吧。

对了，开头的那两句引言也是黄仁宇说的，半文半白，半中半洋，说的是对修史的重视。《剑桥中国史》就有他的贡献。

说到修史，忍不住罗嗦两句。新朝建立，四海一统，即可修撰前朝历史，满清创下耗时纪录，24史最后一部的明史修了一百多年，民国也曾试图继续道统，毕竟力不从心。都说盛世修书，国朝立国已久，和谐社会了都，怎么好像没有重修《清史》的意思么，难道要再接再厉，花200年修史么？或者干脆拿来主义，用《剑桥》的版本？

世道可能真的变了，其实不修也罢。

 

历史观 （乱评几本讲历史的书 - 3.1）

前面说到《明朝那些事儿》写到最后给人以筋疲力尽状，开始觉得有些奇怪，难道是作者枯坐三年，油灯耗尽真的心力不支，或者是声名突盛之后耐不住寂寞了么？

直到我看到这一节。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距离明朝灭亡还有七年。崇祯皇帝和权臣杨嗣昌密谋与清军议和，希望能够破财免灾，以钱财换取和平，暂时缓解外部压力，从而可以全力扑灭境内流民的反叛，但是这个几乎要成的议和计划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对，尤其是后来被称为“黄圣人”的黄道周，与杨嗣昌当庭辩论，PK结果是黄圣人完胜，大明王朝失去了最后一个机会。得知议和不成，被激怒的皇太极兴兵犯境，明朝只能紧急抽调关内兵力应付。李自成和张献忠等的流民反叛在当时处于革命最低潮，在各路追兵的围剿之下只差最后蹬腿时刻的到来而已。等围剿的兵力一撤，农民起义军突围成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到七年后打进北京。

呵呵，历史似曾相识啊，难怪张学良被囚禁之后一心只专明史，这个以后再扯。

明史专家们认为，当时如果议和成功，按照南北宋的模式，明朝也许能够继续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按照汉初刘邦与匈奴议和的模式，大明再次中兴也未可知，此时距离万历三大征最后一战的朝鲜战争不过区区四十年，一代人而已。

都是假设，不提也罢。

呵呵，不提是不可能的，写的看的都好这一口。

难题留给了历史写作者。作者自己承认，开始的时候对黄道周很不满，觉得此人如同明朝N多著名言官一样，仅仅是个道德高峰的攀岩爱好者，作为朝廷官员，即缺乏战略眼光，又没有处理具体事务的可靠能力，百无一用之书生尔。因着他的不肯妥协，大明江山破碎，万千人头落地，但作者笔锋一转，在叙述了黄道周清军南下时近乎飞蛾扑火一般的勤王死难过程后，赞美他是“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的君子典范。

乱了，乱了，作者明月虽然笔下依旧思路清晰，但心里已经乱了。

叙外之议，一直是《明朝那些事儿》的精彩看点，纵观全书，明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就没有犹豫过，从来不搞什么“原来以为，现在如何”的转折，但是，在这么个小人物身上，他终究还是迷失了。虽然，转折之后，笔下的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赞许了这种“百折不回”的“坚持”，但是我相信，他并没有完全说服他自己。黄道周可能错了，这个怀疑的念头一直影响着他，直到全书结束。

“坚持”，作为一个人的品性，是当年明月评价历史人物的核心标准之一。只要一个人坚持的那个信念是对的，而且能坚持到底，即使他做错了其它的事情，他还是会得到当年明月的尊敬，连背信弃义狡诈狠毒的陈友谅都因着“坚持”不向元朝招安而被作者特别褒奖。是的，“坚持”，这是一个值得赞美的品性，没有它，就没有《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三年多的埋头写作，作者比谁都知道这两个字的价值和力量，所以，在《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里，每隔一会儿你就会发现明月在用这个词评述某个历史人物，从头至尾，绵延不绝，与其说是明月评古，不如说是作者在自我勉励。

一切都很好，直到万历十五年。

历史观 （乱评几本讲历史的书 - 3.2）

写到明朝中晚期，作者突然发现了作为“坚持”对立面的“放弃”和“妥协”的价值和力量。

明月笔下明朝早期的英雄人物登场时，对与错是那么的鲜明，“坚持”是无可争议的美德，不放弃，不妥协，坚持就是胜利，不管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还是错综复杂的朝堂，坚持正义的信念，哪怕最后失败了，为此牺牲，那也是光荣的失败，正义的信念还将继续流传下去，被下一个人用生命去捍卫，直到正义再次战胜邪恶。

到了明朝中期，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官场愈加厚黑，各种势力相互纠结缠绕，对与错不再那么分明。开始有人为了最后的胜利，在特定的时期不再坚持，放弃一些，妥协一些，以有亏的道德来换取时机，积攒力量，也许是对黑暗保持沉默，也许是对黑暗曲意逢迎，甚至同流合污，但这一切都是伪装，这些被动的临时放弃，最终成就的是未来主动的反击，当时机来临时，他们挺身而出，求仁得仁，求义得义，即使牺牲也无所畏惧，这被明月视为更高层次的“坚持”，对历史上因私德小亏而有争议的名臣，明月一般都给与了高度评价，例如张居正，夏言，徐阶，胡宗宪，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杨继盛，徐阶的门生，刚正廉洁，嫉恶如仇，被明月誉为明朝第一硬汉，告发严嵩奸党而被构陷冤狱，三年之后终被严党杀害，都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直到20年后，徐阶才找到机会终于搞垮了严党，在此20年间，徐阶在明月笔下如同《无间道》和《潜伏》一般，忍辱负重，同光合流，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杨继盛的“坚持”是一往无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徐阶的“坚持”，则是在表面的“放弃”和“妥协”下不最终失丧信念的“坚持”。明月对后者尤为钦佩，书中对此综述之时，褒扬之词之词溢于纸面。

历史很复杂，政治很复杂，作者一开始的“坚持”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变化。

历史观 （乱评几本讲历史的书 - 3.3）

扯远点，侃侃胡宗宪这个人物，这个人其实还不够顶级名臣的资格，但是他的经历特有代表性。我前段时间瞎编那个七脚八脚故事的时候，就想着把故事往胡宗宪身上编，实在是因为此人一生到处都是现成的戏剧冲突，而且关于他的话题在时下能够引起原子弹般的辐射效应，绝对是第一流的创作题材，大家回忆一下为什么有段时间红顶商人胡雪岩能那么火吧，一样的道理，嘿嘿。

胡宗宪一生毁誉参半，贬他的人说他勾结严嵩奸党，陷害忠良，贪污腐败，奢侈无度，赞他的人说他目光远大，才能卓著，知人善任，务实爱民，没有胡氏坐镇江南，大明的GDP要打跳楼大甩卖的折扣，倭寇之乱也无法平息，前线的戚继光和俞大猷这些武将没有胡宗宪的支持，根本无法施展。双方说的都是事实，这人确实陷害过忠良，他的前任张经，廉洁奉公，颇有能力，费尽心力应付倭患，被严嵩奸党陷害，他做了落井下石之事，后来为了自身利益，也曾诿过于俞大猷。贪污是毫无疑问的，买通京城的人脉和保持自己奢华的生活，这些都需要银子，而明朝的官俸属于开玩笑级别的低，一点不贪污，就只能象海瑞似的死了连棺材都买不起（海瑞死时是品级非常高的数得过来的部级官员之一）。但是作为一方大臣，他是能吏，可以独当一面，上任之后所做一切确实造福了江南百姓，护养民生，经济发达，倭寇之乱得以平息，此人功不可没。

《明朝那些事儿》里对他是理解支持的，当此时刻，唯有须臾委蛇才能图谋日后发展，如果坚持真理正义，只会和张经一样被砍头，倭寇之乱必将一发不可收拾。即使是忠臣张经，也有不得已的时刻，当他积攒兵力，试图完成部署对倭寇发动致命攻击之时，奸臣贼党则处处掣肘，时机尚未成熟之际反复促其出击，张经抵挡不住，不再“坚持”，只得派平时比较刺头的俞大猷出战，幸好俞大猷坚持了，不过俞大猷坚持的是“坚持不出战”，拿300人去拼2万人，正常结果只能有一个，明末无数死节的忠臣用生命证明了坚持另外一种的后果。

俞大猷此后成为抗倭斗争中与戚继光媲美的一代名将。俞大猷如果当时搞一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强行出战，名将陨落是小，东南战局可能由此改观。

戚继光，曾是俞大猷的部下。当戚继光发现胡宗宪为了自身利益可以抛弃俞大猷时，他只能，也必须在朝廷里另外寻找靠山，这一切都需要钱。如果此时坚持正义，不去捞钱，那就什么都做不了。文官捞钱的门道比较多，武将捞钱，除了吃空饷就只有冒领军功了。戚家军之所以具有比其他明军不可比拟的战斗力，除了兵制，兵源，军纪，训练之外，强大的物质鼓励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这个奖励没有胡宗宪，没有后期张居正的支持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到什么程度？据说，杀敌1人的奖励是3倍年薪，杀敌5人（真的要按人头算）挣的就跟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一样多了。但是，如果没有戚家军，明朝很有可能要早亡50年，戚家军在戚继光死后作为明军的军魂，在朝鲜战场和辽东战场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最后整个建制为国牺牲。

看到问题了么，在位置上做事的官员，只要一告，都有问题，那些有道德洁癖的官员呢，根本不可能坐到那些能做事情的位置，一旦坐上这样的位子，只有两个下场，想做事就得厚黑，想自律就丢位，坚持道德洁癖的只有一个位置合适，监察御史，纪检委的干活，而这些人往往最后成了那些“在其位谋其政”官员的死对头，眼睛不能进沙子，逮住谁都死磕，特别尽职尽忠，特别能战斗，所以你看明朝官场的升职和降职简直繁忙的一屁，象小平同志那样三上三下的搁大明朝根本就一平均水平，象俞大猷，怕是折腾了七八遍 。。。

到了这个时候，“坚持”有了小字注解，“坚持”变得不那么简单了，似乎在大的坚持里头，有条件的不坚持一下更有战略性的优势。

历史观 （乱评几本讲历史的书 - 3.4）

写到明朝晚期，作者破天荒地在书中自己跳出来解释，为什么自己的笔下越来越黑暗，为什么原来的幽默调侃不见了，明月说，因为“历史本相就是悲剧形式”（大意如此）。在我看来，就是在那一时刻，明月的历史观开始动摇了。

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是辩证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并且这规律是可以被人完全认识的，一切历史偶然背后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推动历史的力量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历史的走向是由人民大众决定的，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终极尺度上是排斥和压制的（除某某外，嗨，要么说共产主义跟那儿实践都是怪胎呢），历史人物成功了，那是历史必然，历史人物失败了，都是这样那样的局限性。李自成就是这样被当作例子教给我们的，流民暴动，是地主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爆发，统治阶级腐朽堕落，李闯的革命深得人心，所以成功了，没有李闯，也会有刘闯，高闯，张闯；农民的革命不彻底，历史局限了，李闯所以就失败了 。。。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胡扯JB蛋么。

没错，人民确实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一点千真万确，历史这栋楼确实是人民一砖一石摞起来的，只是图纸却是英雄画的。

我们这代人之所以有很多人讨厌历史，我觉得就是被辩证唯物史观这种缺盐少醋没味的调调给害的，而我们这一代人里很多人特别喜欢历史，可能恰恰也是因为这种灌输，套句老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嘿嘿。

我没见到作者明月对其本身历史观的综述，但我相信，在动笔写《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他是一个相对群体，更重视个人对历史影响的人；相对所谓的必然，他更感兴趣的是历史长河里那些奇妙的“偶然”，所以在他笔下对英雄人物极力突出，对历史人物面临历史转折点的场景描绘所用笔墨最多，通篇读下来，你闭上眼睛体会一下，从语言，从描述事情的节奏，从贯穿其中的所谓的“坚持”主旨去体会，象什么？没错，田中芳樹的《银河英雄传》（我上次推荐给司机的那个写南宋灭亡的《海啸》也是他写的），《明朝那些事儿》就是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银英传》的真实历史版。

可是，随着写作的深入，在历史谜局里越走越远的作者，终于意识到，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坚持”一个正确的信念，不管你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硬撑，还是策略性地混杂了“放弃和妥协”的变通式“坚持”，到了某个拐点，突然承受不起历史的重担了。

在明朝开创和守成的时候，个人的“坚持”，即使到最后彻底失败了，这种“失败”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并没有真正失败，就好比杨继盛的舍身求义，生命搭进去了，表面上看，似乎失败了，但２０年后，正义仍旧得到了声张，虽然邪恶与黑暗笼罩了天空，但一个个人的坚持，只要那个坚持背后的信念是正义的，这个坚持还是可以承担得起历史的责任。

然后，经过那个看不见的拐点（有人说就是万历十五年），当一个正义的人所面对的敌人不仅仅是战场上，还包括朝堂之上自己的同事，甚至包括自己的时候，对与错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犯一些小错来成就更大的“对”越来越能够被历史认同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管是哪种坚持，所背负的历史责任就愈发沉重，直到最后一刻的崩溃。黄道周作为理学家，坚守正义的信念，拒绝和侵略者议和，错失大明回光的最后一个现实机会，从此中原沦丧，这个责任即使后来黄道周英勇殉道也万死不能得赎。

生成病灭，难道朝代也和万物一样么？

一颗树，折去它的枝叶，在它生成之时，它长出更多更茂盛的枝叶来，在它病灭之时，折去一枝一叶，这树也许就死了。

孙承宗，袁崇焕的老师，被认为是比袁崇焕更为重要的明末人物，一个能真正改写明清历史的人物，当清军攻陷到他退隐处（河北保定）时，他以死殉难。坚持，有的时候真的未必能够带来胜利。孙承宗一死，大明从此崩溃。

所以，写到这儿，书里忽然冒出了一个新名词，“气数”，在一番解释后，他说，大明的“气数”也许真的到了尽头了。在朱元璋起兵之时，你看不到这个词，大元没有气数，陈友谅，张士诚也没有气数，靖难之役时，甚至土木堡危机之时，你也看不到这个词，现在，莫名其妙大明朝长出了看不到摸不着的“气数”。

这个“气数”，是不是就是唯物史观里的那个“历史必然性”呢？这个“气数”是不是就是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宣告明朝自此衰落的那个“大历史观”呢？

历史观 （乱评几本讲历史的书 - 3.5）

明月笔下的个人英雄是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个人英雄，他试图用历史使命感来平衡中国文化里随处可见的、相互矛盾的，互为阴阳的人生智慧，比如，面对邪恶的压迫，一个道德君子，他可以选择：

阳刚之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士可杀不可辱，虽千万人，吾往矣 。。。
阴柔之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忍一时天长地久，退一步海阔天空，留的青山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

如果没有历史责任，一个个人英雄在历史关头的个人选择只是他自己个人的选择，可是在某一时刻，某些人看似完全个人的选择却左右了历史的走向，作者明月站在叙述历史的角度，把一个外在的价值，所谓的“历史责任”，强行赋予了这些人，在明朝的创业和守成时期，这些人的个人选择不管是“百折不回”的刚性坚持，还是“婉转妥协”的柔性坚持，因为国运（或者气数）尚未衰败，这些人不同的“坚持”都很好地承担起了外在赋予的“历史责任”，这些人的历史形象也因此光彩夺目，可是，当国运开始衰败了，因为一个大悲剧的结果，这些人的选择开始无法承担外在的那个“历史责任”，作者开始质疑，是否另一种选择能够产生不同的结果，某人刚性坚持了，作者要思考，这个时候是否应该妥协一下；某人柔性坚持了，作者要质疑，这个时候是否该执着到底。

在作者的笔下，因着历史的脚步跨过了拐点，对历史人物的“坚持”品性的评价，从无保留地赞美刚性坚持，一字不提柔性坚持，逐渐过渡为承认柔性坚持，认可柔性坚持，再进一步演变为赞美柔性坚持（某种程度就等于不坚持），质疑刚性坚持，到最后不可避免地混沌起来，支撑着作者埋头写作的那个“坚持”信念，同样也开始因着自己的怀疑而动摇，我个人认为，这才是作者对明末大事删繁就简，吝惜笔墨的真正原因。

在我看来，所谓“气数”是一种非常不可靠的概念，将历史回放，我们也许可以为历史总结出所谓的“气数”，可一旦将历史回位到现时，曾经清晰的“气数”立刻变得模糊不清，我们所在时代的“气数”只有我们的后代才能清晰地看到，而我们所能看到的“气数”也只属于过去。与此类似的概念，“历史必然性”也罢，“历史精神”也罢，乃至于依附其上的诸如“大历史观”和“历史使命”这些概念名词也都一样，都是向后照射的探照灯，对我们了解当下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与此非常类似的是股市，股市里股票价格有规律么？当然有，供小于求则涨，供大于求则跌，就这么简单。如果想更详细一些，你可以分析过往的曲线，你可以总结出50天均值、200天均值什么的“气数”，K阳K阴，也许能够用来解释某一时刻的走向，可是当你将目光聚焦于现在时，下一时刻某个股的升降仍旧是无法完全估测的，那些所谓的规律，无一例外都存在灯下黑暗般的盲点。

24史原文我没看过，但我看过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里的好几部。这些古旧的历史写作具有非常明显的历史宿命感，气数这种东西是贯穿全书的主线，是解释历史进程的不二法门。当年明月在讲述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他将自己置于历史长河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述非常具有现场感，这是他的独到之处，我觉得也是这书能够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所谓的“历史侦探”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将自己置于当时的场景中，特别是那些让后世迷惑的历史悬疑事件的当时场景里，在那样的实时背景下去分析研究，试图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的写作方法，使得他在明朝前期和中期的时候根本无需考虑所谓的“气数”，一切如同顺流而下，历史英雄个人的努力，无论成败都和历史大趋势相契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英雄成就气数，气数造就英雄，历史英雄似乎无需所谓“气数”就可以自立。这个写法本该“坚持”下去，可是到了后期，历史写作的“现时感”和纵观历史产生的“气数”“宿命感”发生了冲突，在现时性下无可指责的个人选择，被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加以验证，因为其后果已经被作者知晓，某个选择的正当性就产生了动摇。我相信，这种动摇其实反映的是作者看待历史角度的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即时即刻的现场，逐渐开始穿鞋上岸，重新回到以往历史写作者的旁观角度，这不得不说是个小小的遗憾。

历史观 （乱评几本讲历史的书 - 3.6）

历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道德观的一种折射。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观，如果强行要我只用寥寥数语来描述，我也许会选择“中庸”一词。

将对立的两极混同于统一之下的不同，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在道的阴阳鱼图解里，阴阳的间隔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曲线，并且两者还要抱成一团，显得我们对两者之间的调和看得远比两者之间的区别更重要，这一点恐怕和其它文化是大大不同的。

如前文所说，坚守和放弃变成了两种不同的坚持： 阳刚的坚持 VS 阴柔的坚持，这种道德智慧的混合几乎无处不在：

大事如此，小事也一样：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 VS 出头的椽子先烂；
事在人为，有志者事竟成 VS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VS 知足常足，知止常止；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VS 愈老弥坚；
布拉布拉 VS 布拉布拉布拉 。。。

几乎所有的道德指南都可以找到相反的道德指北，我相信这是道德和现实相融合的必然结果，有“君臣父子”的绝对伦常，就有“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的变通，一个社会既需要建立秩序的绝对性，也需要这个秩序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两者之间的平衡，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道”。

并不是只有道家才搞守雌啊，保全性命这类的平衡，在儒家的圣贤书上， 也是这样写的：

论语：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论语： 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
论语：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中庸： 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有道无道，和气数一样，根本是个向后反演才能看到的东西，在没见到结果之前，这个东西一直是个变数。一个国家的内外形势，可以粗略定性，平安或者危机，但是作为国家根本的，那个所谓的“道”，实在难以捉摸。

作为读书人，如果成为国家的官吏，依照古圣人的教导，国家有道的时候，你该坚持建言，国家无道的时候，你就可以辞职回老家，坚持还是放弃，一切取决于国家有道还是无道，嘿嘿，要我看，这种道德教诲是大而无当，很容易出问题的。社会安定的时候，它未必有什么积极作用，社会动荡的时候，它为自私和软弱提供了避难所。一个国家的道，即使在古代，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君或皇帝本人的“道”，它是君臣父子共同维护的天下准则，道的失去，很有可能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明哲保身，选择放弃的时候。

再次回到黄道周，崇祯十一年时，那时所谓的“气数”谁人知道呢？怕是无人知晓。被称为“古今一完人”的黄先生，如果能站到历史之河的彼岸，看到庭议之后大明的运势，他还会坚持自己的定见么？

终究是不能的。谁也不能，古圣人不能，今圣人也不能。我们只能看到历史，没有人能真正看到未来，对于未来，我们只有期待。

因此，明月，还有我这样的读者，终于接受了黄道周。

历史有很多种选择，历史也只有一个选择，这就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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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就到这儿吧，你们看烦了，我也写烦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坚持的人，能坚持写到这个份上，我觉得也对得起这本书了。

胡言乱语，都因一书而起
东拉西扯，本是分心对白

到此为止。